视野 10年第2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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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。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，从“黄牛”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，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。候车室里挤满坐着、站着或躺着的人，我爸爸拣一块人缝里的空地把行李放下，在周遭的嘈杂声里扯着嗓门表达了他的“雄心”：“这次回去，如果顺利，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带着四五十万块钱回来。”而我妈妈却站在一旁忧心忡忡。
